先想一个问题:一座藏书一千五百种的图书馆,没有目录,你想研究它,第一步做什么?二十世纪中叶以前,研究道藏的学者面对的就是这个局面——书在那里(1445 年的刻本铺在几个大藏经楼里),但没有一篇像样的总索引:某部书在哪一卷、谁写的、大概讲什么,全靠学者一本一本翻。你没法研究一座没有目录的图书馆。 这句像废话的话,卡住了道教学整整半个世纪。
把这个卡点拆掉的人,词条是这么介绍的(已核直引):「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, also known as Rik Schipper and by his Chinese name Shi Zhouren, was a Dutch sinologist」——克里斯特弗·马里纳斯·希佩尔,昵称里克·希佩尔,中文名施舟人,荷兰汉学家。「a professor of Oriental studies at Leiden University, appointed there in 1993」——1993 年受聘莱顿大学东方学教授。他的学术履历走的是法国路线:词条提到他在法国远东学院做研究、在巴黎高等实践研究院教道教史——欧洲汉学的「道藏重镇」一直在巴黎。
他干的那件事(通识,通行记载,如实标注):1975 年,《道藏通检》(Concordance du Tao Tsang)出版——把整部明藏逐篇编目:给每部书一个编号(沿用千字文序号的排架系统)、记录卷数、作者、内容提要,按类别和笔画都可检索。听起来像图书管理员的工作,不像「研究」——但这正是它改变学术的方式:索引是研究的前提设施。施舟人之后,一个研究生可以在几周内摸清道藏的全貌,而他的前辈们花一生也只能通读一角。基础设施型贡献有个共同特点:署名不如成果响亮——今天几乎所有道教学论文都在用这套编号,但引用里往往看不见它。
还有一件事值得记账:施舟人不是只在书房里读道藏的人,他在福建做过长期的实地道教科仪调查——一边给图书馆编目录,一边去看图书馆的书还在被怎么用。这个双重身份让他成了现代道教学的一个枢纽:书斋传统和田野传统在他那里接了头。编完索引,接力棒传给了下一棒——把整座图书馆「写成一部书」的 Companion 工程(道藏史 · 十一:把图书馆写成一部书——Companion 工程)。而索引的骨架(三洞分类)在道藏史第二讲拆解过(道藏史 · 二:三个洞——洞真、洞玄、洞神)。
一句练习
打开任意一个道藏检索网站,随便查一部书的编号——那个编号的体系就是通检奠定的。想一个问题:你手机里的通讯录、图书馆的索书号、硬盘的文件路径,本质上是同一个发明——给海量东西编可检索的地址。这个发明值多少篇博士论文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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